我撞死过一个女孩儿

　　我这前半生,过到一半时,撞死过一个女孩儿。那是1988年5月,我刚过18岁,离高中毕业还剩一个月。那天我开着车,右手前方有一个骑车的女孩。马路上有四条车道,我在最左,她在最右。我记得我打开了收音机。嘿,这是什么歌?把音量调大。接下来,骑车的女孩好像晃了两下,把自行车缓缓驶入机动车道,大概离我30英尺远。我的车轮离她还有一定的距离。

　　突然,自行车猛地拐进左车道,我躲避不及撞了上去。她深褐色的头发非常清楚地出现在我的挡风玻璃上。一切都太晚了。我双臂抱头,下意识地护着眼睛,猛踩刹车,用力到极致。但汽车还是以4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撞上了她。她的头撞到了挡风玻璃,自行车冲上了车顶。

　　骑车的女孩叫席琳?兹尔克,那年她16岁,并将永远16岁。我认识她:我们在同一所中学,她上高一。我见过她穿着蓝色健身短裤打曲棍球,在餐厅外的水泥长凳上坐在朋友中间……此时,席琳仰面躺在暖和的柏油碎石路上——一只手臂蜷曲,一只脚压在膝盖下,双眉中间有一小块紫色马蹄形血迹。不知过了多久,我父亲赶到了。见到他的表情,那是一种彻底的悲凉,我终于意识到这一切真的发生了——我撞死了一个女孩。

　　那天晚上回到家里,我居然睡着了。在警察局,5位算得上目击者的车主一致认为我没有责任,我没有受到任何指控。第二天报纸这样报道:“不知什么原因,她的自行车摇摆进机动车道,她立即被汽车撞上。司机不可能躲避这次意外,根本没有可能。”下楼吃早饭时,父母给我看了那篇报道。我记得我想到了两件事:第一.我安然无恙,不会有牢狱之灾;第二.完了,我上报纸了,从此无处藏身。

　　起初,我对此事的反应,很大程度是对自己未来的担心——我会不会变成一个忧郁、心灵受过创伤的人。18岁前的那一周,我正憧憬着大学生活,谈恋爱,和朋友冒险,然后开始工作。想想有可能失去这一切,我开始抽搐,害怕和恐惧一起袭来。

　　但不久后,一种更深的焦虑与内疚包围了我:我想到了席琳和她的父母。

　　提到席琳的葬礼,我的记忆混乱了。站在教堂门口,我深吸了一口气,心脏像小鸟一样好像要跳出来:不要开门,离开这里!我可能是她父母、朋友最不想见到的人。不过,更成熟的做法是现在推门进去,像个男人一样,尽管从法律上讲我还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父亲站在我身边,面无表情:一切取决于我。

　　我打开门,鞠躬致意——那是至今为止我做过的最难的事情,但我脸上的泪水让我释然,泪水泄露了我的害怕和不知所措:我感受到的很多,但能理解的很少,能够表达的更少。脸上的潮湿让我感觉好受些。我困惑、悔恨,说了这么多,我还没有面对席琳的父母。

　　她的父亲很壮,朝我走来,脚步轻得令人惊讶。他一边拉我的手,一边试图想要说什么。他的眼里闪着光,好像在说:我会比你想象的更友善。过了很久,他说:“你是达林。”我紧张得几乎窒息。

　　后来每当我想起这一幕,我都会脸红:我的出现把事情搞复杂了,她父母悲痛之余,还要考虑如何对待我,这也许是我做过的最糟糕的事情。对我,这可能是一个勇敢之举,但对他们可是极坏的。可除了来参加葬礼,我不知道什么是正确、恭敬的事。

　　席琳的母亲也走了过来。我记得她试图向我微笑,但脸上没有一块肌肉听她的话。接着,她的喉咙里发出一种声响:啜泣、叹息还是愤恨?她快速地抱了我,然后快速退回。“达林,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他们都告诉我,这不是你的错。但我想让你记住一点,无论你今后做什么,都必须要比现在加倍做得更好,因为你现在是为两个人活着。”她的脸上写满了痛苦,“你能向我保证吗?你要保证。”

　　两周后,我毕了业,离开了小镇。我如此渴望见到新面孔,中学里所有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大学里没人知道。第一学期,我看了许多物理和心理学方面的书,阅读了大量的研究报告和数据。我在数学里找到了慰藉:时速40公里,自行车突然在你前面10英尺的地方出现——冲撞将在700毫秒后到达;人类的感知时间——不但看到危险,而且要理解危险——一般在220毫秒是可以接受的;接下来,最费神经的工作是把脚放到刹车板上,这另外需要500毫秒。我似乎被这20毫秒的差距给开脱了。

　　我经常想起席琳——那一刻好像变成了录像带,不知被出租了多少次,不知被播放了多少次。当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罐苏打水,手指抓到那潮湿、坚固的铝罐时,我会想席琳将再不能抓起这个罐子去感受它。当我坐在教室里,看见操场上几个孩子在踢毽子,一辆自行车躺在地上,我仿佛看到席琳毫无生气的脸庞。每当我开车经过骑车人时,都会想起她。

　　站在30岁的门槛前时,我意识到我已“消化”了席琳母亲的请求。每当我含糊其辞、想要逃避,每当我想要混日子、放弃或品行不端时,我都会想起席琳母亲要求我做的承诺——我要努力为两个人活得精彩、活得成功。席琳开始跟着我去面试、去约会,去所有的地方。当我举行婚礼时,当我妻子告诉我她怀孕时,我都想起了席琳。

　　我逐渐明白,当你主动去面对时,大多数事情都没那么糟。于是,今年2月,我终于驾车带着妻子和双胞胎儿子行驶在家乡的马路上。我有很多年没开车走过这条路了。

　　我的双胞胎儿子才6个月大,丝毫不知道爸爸要带他们去的是决定他们出生的地方——如果那次意外没有发生,我肯定是另外一个人,我不会成为一名作家,也就不会因此遇见他们的妈妈。

　　几分钟后,我下了车,举手示意迎面的来车,独自跑过路面。我站在这块咯吱作响的草地上,18年前意外发生的前一刻,席琳在这里,我也在这里。

　　如今我又站在这儿了。二月的太阳,像一个冰冷燃烧的灰泡,发出微弱的蓝光。我的思绪再一次飘回到那一刻:为什么席琳会拐进我行驶的车道——跨越了两条车道,先拐进一条,等了等,再拐进另一条?也许她被噪音吓着了。或许,一只蜜蜂对她的手穷追不舍。但我又能做出什么不同的事来吗?

　　我终于明白无论何时,不管她是生动的、模糊的、原谅的、暴躁的,还是临近死亡的——席琳永远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的眼里没有泪水,但即使从此后我彻底忘记对席琳母亲所做的承诺,我此生也注定不会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