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身披的绸带上 ,别着几十个校徽 ,全都是老人曾经捐助过的学校。
原以为这次采访的只是一件普通的好人好事——白方礼,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人,从74岁开始,用蹬三轮车攒的钱捐献给社会。十五年来,他先后捐款35万元,资助了300多名贫困大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走近人物,还原本真后,感动油然而生。这种感动,冲刷了贪婪,过滤了自私,汇聚成生命中一条叫作真善美的河流。它承载着人性中最本质的善良和纯真,潺潺地流向生命的远方,也强有力地激荡、叩问着我们的心灵。
乡亲们说,捐了钱,还千方百计求人收下捐款的事,真是闻所未闻。
原本他攒这几个钱是为了养老的,好不容易攒了这么些。5000块钱在八十年代,可是个不小的数目。所以他当时一说,把钱都捐给学校,我们都懵了。不光我们难以理解,凡是知道这事儿的人都奇怪:「这老头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
——女儿白金凤
白方礼是一位非常普通的老人。和许多从旧社会闯荡过来的老一辈人经历相似,13岁时,他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来到天津卫。为了糊口,他每天起早贪黑蹬三轮车,遭受欺凌,吃尽了苦。1949年解放,穷苦百姓翻身当主人,白方礼成了一名运输工人,一直干到了退休。
1986年,老人已经73岁了,每月有固定的退休金,虽不富裕,但也不愁吃穿。然而,一次回老家河北沧县的经历,改变了他的生活。
大白天,白方礼看到一群孩子在村里跑来跑去。他惊讶地问:「你们怎么不上学?」得到的回答是「没钱」。
顿时,白方礼心底泛起了苦味——自己从旧社会滚打过来,因为穷,上不起学,吃够了没文化的苦。而现在,这些孩子就要重蹈自己的覆辙。一连几个晚上,白方礼翻来覆去,没睡过一个好觉。
几天后,他把儿女们叫到一块,宣布要把自己攒下的5000元钱捐给老家的小学。
儿女们一下子愣住了——几十年来,老人节衣缩食,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现在好不容易存了点钱,不就盼着让老人晚年享享福?况且,5000块钱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数目。
老头的犟脾气发作了。他手一挥:「我已经决定的事,你们谁也甭管。谁要不同意,我就跟谁断绝关系。」
就这样,老人一意孤行,捧着钱来到学校。
一个颇有戏剧性的情节出现了——校长掂量出了这捐款的沉甸甸,怎么也不肯收:「孩子们需要钱是不假。可这是您辛辛苦苦攒下的棺材本钱哪,我们怎么好意思收?」
可是,白方礼满心满眼里只有那些失学的孩子。他四处奔波,托亲戚、邻居向校长「说情」,最终说动了校长。
乡亲们说,捐了钱,还千方百计求人收下捐款的事,真是闻所未闻。他们打了一个「德高望重」的匾额,送到了白方礼家。
一页页记载的是,一般每天只能赚二、三十元钱。最多一次,也就赚了五、六十元钱。
有时我在街头看见他蹬车。看着那身影,心里的滋味真是不好受,说不出。就是心疼他,日晒雨淋的,别人看着还以为是无儿无女的孤老头。你说他到底为了啥?可他说:「你甭管,别惦记我,我挺好的。我这样活着,我觉得特别自在。」
——女儿白金凤
回到天津,白方礼把搁置了几年的三轮车重新牵了出来,除锈、上油,随后宣布了一个更让人震惊的决定——74岁的他要重操蹬三轮车的旧业,把劳动所得捐给社会。
儿女们的反对更强烈了。老人说:「我自己的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们别管了。孝顺孝顺,你们就以顺为孝吧。」
于是,天津的街头出现了一辆牌号是「北站出租37号」的三轮车,大街小巷出现了这样一个苍老的蹬车人,他低着头,偻着身子,蹬着车,一条毛巾搭在瘦弱的肩头,擦汗的时候,双脚仍在不停地蹬。近了又远了,消失了又出现。
每天早晨六、七点,天朦朦亮,白方礼起床,咬几口馒头,推三轮车上火车站,直到晚上八、九点钟,天擦黑了才回家。
冬天,最低温度徘徊在零下十几度。老人裹一件破破烂烂的军大衣,不是在火车站广场的寒风中等客,就是在街头顶着大风奋力地踩车。天气炎热的夏天,特别消耗体力。老人累了就在三轮车上打个盹,也不管苍蝇、蚊子叮。
有天晚上,直到十一、二点,老人还没回家。儿子、女儿分赴火车东站、西站找人,就是不见影子。第二天一早,老人才回来。原来他拉了近一吨的货,连夜赶到50多里外的杨村,一宿没睡。「70多岁的人,不要命啦!」家人的埋怨兜头兜脑地上来了,老人笑笑,啥也没说。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一天是休息天。白方礼不光周六、周日照常出门,逢到「五一」、「十一」,火车站客人多,更不休息。就连除夕夜、大年初一,他也照样出去蹬车。平时有个感冒、发烧,家里人都劝他,老人说:「没事,出身汗就好。」从1984年到1994年,连续10年,无论刮风下雨,老人蹬三轮没有休息过一天。
他克勤克俭,不抽烟,不喝酒,从头到脚穿的都是捡来的衣衫鞋帽,一日三餐经常就是馒头加凉水,常常一个多月不沾肉味,有时候东西馊了坏了都吃。他也没有什么爱好,打牌、搓麻将……都不感兴趣。唯一的「爱好」,就是辛苦一天后,坐在灯光底下,将赚来的纸票一张张摊开,硬币一枚枚点清,一笔一划地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那里一页页记载的是,一般每天只能赚二、三十元钱。最多一次,也就赚了五、六十元钱。
一枚枚的硬币点清了,500元,老人捐给了养老院。
有一次,一所学校搞了捐献仪式。绝大多数捐献者不是公司老板,就是白领。只有他一个是自己特别穷的老人。我们一走进教室,学校还没怎么介绍,底下学生就感动得鼓起掌来,特别热烈。那场景,真是挺震撼的,对我也很有教育意义。
——女儿白金凤
对捐钱的事,老爷子心里有本谱:1997年,天津要举办世乒赛了,老人捐献了一笔——咱是东道主,得捐;过一阵子,得知附近的红光中学藏族学生多,其中不少都是贫困生,白方礼就把钱捐那儿去了;教育得从娃娃抓起,下一次的款就捐给了某个小学;后来,老人得知大学里贫困生也多,1995年以后,白方礼就集中往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里捐。
然而,对于钱捐出去以后的事,老爷子毫不关心:
八十年代刚开始捐款那会儿,有的学校连个捐款证书都没给,有的收下钱后就写一张条,白方礼一句也不多说,捐完就走。时间久了,自己也忘了曾给哪里捐过多少。资助贫困大学生,他更不会问学校,自己的钱帮了哪几个学生,也不希望受助的学生知道自己的名字。老人说:「我不图什么,只要他们好好地做人,为国家做贡献,就可以了。」
进入九十年代后,有些学校开始组织捐献仪式,开座谈会。常常,一批慈善捐助者中,不是公司老板,就是白领,三四十岁,衣着挺刮。只有白方礼一个白发苍苍、一脸皱纹的老人,身上穿的还是蹬车时的旧军大衣。一看见他,底下的学生立刻鼓起掌来,热烈,持久。
渐渐地,白方礼做好事出名了,陆续获得了「全国支教模范」、「中国消除贫困奖」等荣誉,请他上台,采访他的也多了起来。然而,这些对他并没有任何改变。脱下红绸带,藏起奖状奖杯,白方礼仍旧是那个本色质朴的白方礼。每天早晨六、七点出门,他依旧蹬着自己的三轮车,风里来雨里去,一心要把捐献事业进行到底。
1995年,白方礼82岁了,一双蹬三轮车的脚再也蹬不动了。他把家乡的两间老屋卖了,在火车站附近租了个铺位,和几个贫困大学生合伙,卖起了水果、食品。老人给铺子起名叫「白方礼支教公司」。为了支教公司,他干脆从家里搬到这个只有三平方米的小铺子里,起早贪黑,把赚来的钱继续捐出去。
女儿白金凤下岗了,提出要到支教公司工作,却遭到了老人的一口回绝。女儿和他吵了两次:「最起码现在您有工作,您有退休费,您儿女下岗没有工作,您却都不过问,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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