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一直很崇敬隐士,没有人曾经对此作出解释,也没有人要去解释

晨钟暮鼓、梵呗僧袍、念佛、坐禅,这样的修行生活显庆法师已经过了一年有余。在成为法师之前,他的名字叫邓文庆,拥有令人羡慕的北京大学硕士头衔。但是毕业之后他选择了出家。

法庆的出家过程简洁而迅速,事先并未告知父母,也没有告诉其他亲友。“毕业之后就没有了他的消息,有说在某个中学教书的,也有传说他出家了,但是也不确信,直到看到报道才知道。”一名哲学系的同学说。

法庆的事之所以被报道出来,是因为北京大学“耕读社”和“国学社”的80名学生来到凤凰岭龙泉寺体验生活,他给同学们讲课,被认了出来——当年的邓文庆,曾是“耕读社”的首任社长。

“耕读社”是北大一个以“诵读传统经典、学习传统文化”为宗旨,理念和实践并重的学生社团,成立于2002年,主要的活动包括经典诵读、读书研讨,也做一些有机农业推广、社区教育等实践活动。

据参加过“耕读社”成立早期活动的一名2001级本科生回忆,邓文庆在读研究生之前曾当过地质附中的政治老师,年龄在研究生中也比较大,因此很多人都叫他“邓老师”。他看上去很沉稳,话不是很多。一次学习讨论的时候说到宽容和反省,有人觉得宽容自己很难,有人觉得内疚很难,就吵了起来。后来邓文庆说:“其实都不难,只要你找到自己的本性。”

“当时就觉得他的话有些佛法的味道。”这位学生说。

北大清华科大人大都有出家人

现在的显庆法师,仍然谢绝任何采访。我们只能知道,他毕业之后在福建莆田广化寺剃度出家,2006年来到了龙泉寺。他的父母现在也都在龙泉寺,跟在他身边,一边干些杂活一边学习佛法。

邓文庆并不是北大哲学系第一位选择出家修行的学生。现任河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北柏林禅寺方丈明海法师,就是北大哲学系87级学生,他于毕业的次年——1992年在柏林禅寺从净慧老法师剃度出家,现在已经是佛教界有名的高僧了。

回忆起接触佛教的缘起,明海法师说,最早是看到一本弘一大师的传记,忽然发现人生原来还有那样一些值得追求的东西。

后来又有一次,一位叫“老虎”的同学跑过来神秘地说:“台湾的星云大师要在北图讲演,赶紧去系里弄票。”当时他还不知道星云为何人,但是见“老虎”说得那么神秘,就跑到系里去找票,却已经晚了一步——那个时候,对一切“有思想”的人大学生们都疯狂地追捧,不亚于今天的追星。

几天后,“老虎”碰到明海——当时还应该叫“小肖”,一见面就绘声绘色地向他谈起了讲座的盛况,在吊足了胃口之后,他送了明海一盘星云大师讲法的卡带。就是这盘卡带,让明海产生了去寻找高僧大德学法的念头。通过师长介绍,他结识了时任广济寺方丈的净慧法师,这更让他坚定了修行佛法的决心。

但是真正决心出家却并不容易。明海最初的计划是先工作、结婚生子、给父母养老。“弘一大师是39岁出家,我40岁出家,差不多吧。”他这样描述自己当初的打算。

毕业之后,他先在北京一所中学教书,上完课就在办公室打坐。冬天的时候,他跟净慧师父去柏林寺“打禅七”,却发现原来要修的还很多。更重要的是,在当时还是半个废墟的柏林寺,他看到师父们尽管条件相当艰苦,“精神面貌却这么好”。出家的念头一下子萌发出来,而且日益茁壮。经过半年多的考虑,他终于下了决心。

和他的学弟邓文庆一样,明海法师的出家也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但是很快父母也“被动接受了”,他们后来也都成了佛教徒

在柏林禅寺,还有一位北大毕业生明影法师。此外,至少还有明恭、明一、明勇三位法师都是上个世纪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学生。

在江西,江西佛学院常务副院长衍真法师是上世纪80年代北大社会学专业的毕业生。

而据龙泉寺一位法师透露,在龙泉寺,“现在清华的研究生比北大的多!”

与许多人想象的不同,这些“天之骄子”们选择出家,大多不是因为感情困惑、生理疾病等原因,而多是先接触了佛教理论并为之吸引后作出的一种人生选择。

当然,每个人的具体经历也都是不同的。现在广东四会六祖禅寺的登觉法师,出家前是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的硕士生。他回忆说,自己学社会学就是想帮助别人解决心理烦恼,但是总觉得学到的理论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后来接触了佛教,觉得这是解除心理烦恼的好办法,开始也只是从这个角度去学。“后来遇到了现在的师父,忽然觉得必须出家。”于是他放弃了学位,迅速出家了。

“我现在是在用另一种方法为社会服务。”他对《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在家,还是出家

选择出家修行这样一种人生的,当然并不止于年轻的学生。明影法师就是工作多年之后才接触佛教的。1989年毕业于北大地质系的他,曾经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公务员工作,先在北京市海淀区,后在深圳市。

虽然工作优越,但是理科出身的他总爱对许多问题探究本来,越探究却越困惑。后来遇到了净慧法师,他觉得“终于找到归宿了”,于是在2001年成为他的校友明海的师弟。

也有许多人,在学佛多年以后选择了出家。比如李娜,比如陈晓旭。

对于有关李娜——衍真法师的种种猜测,她的一位教中好友很是忿忿不平:“这些人根本不懂佛教。如果说因为某些原因开始接触佛教,那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在修行多年以后,出家只是一种修行方式的选择,不需要什么特殊原因。”

“当然,确实有不少人是因为自己的苦恼而出家。这个并不重要,你可以说求法也是因为苦恼,只是苦恼的层面不同。”他补充说,“重要的是出家以后如何修行。”

曾经看过早期《今日说法》的观众,或许会记得经常在节目中担任嘉宾的两位气质优雅的女法学家,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范愉,一位是北京大学的王小能。而后者,已经于2003年出家,法名衍能,现在五台山隐修。

现在的衍能法师,仍然不愿意接触任何媒体,她表示只有在修行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敢和别人讨论在家出家的话题。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她出家前已经评上教授职称,是票据法领域的专家,工作顺利,经济宽裕,身体健康,也有美满的家庭。

曾任北京大学素食文化研究会会长的哲学系毕业生王文利对记者介绍,王小能老师出家前一直是研究会的指导教师,所以接触较多。她学佛多年,同事学生都知道。

“她早就戒了荤酒,自称在家是‘一锅两制’。她很早就计划要出家,但是她师父,香港的一位高僧,劝她等孩子大一点再出家。所以她出家是早晚的事,家人也都早有预期。”王文利对记者说。

据王小能以前的学生回忆,王老师气质很优雅,说话很好听,对学生非常友善。

衍能法师出家后,她的一位本科同学曾撰文表示不解,并将她的选择和她的本科同班同学——卧轨自杀的著名诗人海子——相提并论,认为有逃避社会责任的嫌疑,并提出“世法、佛法哪个更能帮助众生”的问题。而这也是衍能法师不愿意在出家不久的今天接受采访的原因之一。

同样在五台山,还隐居着一位曾经非常有名的出家人——曾被誉为“第一神童”的宁铂。这位中国少年班第一人,曾是上世纪80年代无数少年的偶像,但是自大学毕业之后人生却一直不顺,选择出家之前他只是中国科大的一名普通教员。

直到2003年出家,宁铂再次成为新闻人物。许多人就此感慨“神童”的“人生悲歌”。但是对宁铂而言,这是他第一次自己选择人生——虽然也曾被校方劝回一次。

现在他在佛教界已小有名气,但却不再愿意谈起与“宁铂”相关的往事。或许,那个“宁铂”并不是他的真我,现在才是。

这正如陈晓旭出家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林妹妹终得其所!”

怎样才算隐士

“出家是不是逃避社会责任?”这个问题曾一再被提起,包括最近的“林妹妹出家”。

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先要厘清出家的概念。有一学者最近在博客上提出“不要让妻子出家,要让尼姑出嫁”的骇人之论,严肃一点的说法是“让僧侣成为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出家真的仅仅是一种职业,那自然谈不上“逃避社会责任”,而只能讨论社会是否需要这种职业。所以问题其实是:“一种离开世俗的生活是否是逃避社会责任?”

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在其著作《空谷幽兰——寻找当代中国隐士》一书中说,他常对美国人介绍,中国的隐士很像研究生,他们在攻读他们精神觉醒的博士。很多人在寺庵、道观、儒家书院、大学乃至家里获得精神觉醒的“学士”,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去攻读“博士”。

这样的“博士”自然并不仅仅限于皈依佛教的出家人,道教出家人、儒家知识分子,都曾是中国隐士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传说中的许由开始,中国的隐士传统就没有中断过。一方面,他们远离世俗,以寻求精神觉醒,并保护传统不受破坏,另一方面,他们所探求的和保存的又能回馈社会。

《空谷幽兰》一书中的“隐士”译自英文“hermit”。该书的策划编辑张顺平回忆说,在翻译过程有友人提出这种质疑,认为中国传统说的“士”是指儒家知识分子,用来指佛道隐修者并不合适。而他的看法是,hermit也许翻译成“隐修者”更合适,但在“传统——并不限于儒家传统——的修行者”这个意义上也完全可以称为“隐士。”

“儒家也好,佛、道也好,他们都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和实践者,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在修行,这就是隐士。”他对《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位杨姓博士来自台湾。她向记者介绍说,台湾也有不少隐居的人士,甚至有些并非基于宗教信仰,而只是愿意享受独处生活。她的父亲退休之后就进入山中隐居,已经几年没有出来了。但是,像大陆有些山中那样苦修住禅的,在台湾比较少,可能因为缺乏居士供养的机制。

在中国大陆,我们所能发现的隐士还是以佛、道出家人为多。到底怎样才算是隐士,或者说出家人如何处理隐居和服务社会的关系?不同的人有不尽相同的理解。

在终南山一座茅蓬隐居的正明法师认为,隐居就要真正做到一衣一钵,身无长物,自耕自食。他觉得现在许多茅蓬也不像茅蓬了。因为怕慕名而来的访客,他要求记者不要透露其茅蓬的所在。

而登觉法师则认为,二者都是需要的,要根据每个人的因缘去具体处理。他基本上是隔一段时间隐修几个月,然后出来传法和处理教务。

“但是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出家人,才能把真正的佛法传承下去。”他对记者说。

北京白云观管委会主任李信军道长则用道教的一句箴言回答记者:“事来则应,事去则静。”

比尔·波特在书中写道:“中国人一直很崇敬隐士,没有人曾经对此作出解释,也没有人要去解释。”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包胜勇博士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在上个世纪发生了断裂,儒家、佛教、道教都遭到了破坏。现在社会在努力重塑文化共同体,但是从文化角度说,佛教保存的更好一些。

“就现实来看,佛教可以说是传统文化最大的活载体。”他说,“比较一下毗邻的雍和宫和孔庙的繁华程度,就看得很明显。”

对于那些选择了隐逸生活的人们来说,他们“生活在别处”的人生选择受到了尊重。而至于这种载体如何才能更好地为重塑文化传统、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也许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作者：殷馂编辑：余伟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