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佛成败得失皆缘于心
——试说“要我学要我做”与“我要学我要做”
一个人,学佛成败的因素很多,多到数不胜数,但最主要的是能否将心真正皈依三宝,能否变“要我学要我做”为“我要学我要做”。
茶圣陆羽是个被遗弃的孤儿,被陵龙盖寺住持智积禅师在西湖边拾得。在黄卷青灯、钟声梵呗中学文识字,习诵佛经。但他不愿皈依佛法,削发为僧,只一心儒学。智积禅师用繁重的“贱务”磨炼他,迫他悔悟。要他放牛、扫地、沏茶倒水。陆羽并不因此屈服,求知欲更加强烈。他无纸写字,以竹划牛背为书。智积禅师知道后,恐其浸染外典,失教日旷,又把他禁闭寺中,令其种花、沏茶,还派人管束。后逃脱,为考察茶事,出游巴山峡川;寄居南京栖霞寺,钻研茶道;唐代宗曾诏拜羽为太子文学,又徙太常寺太祝,但都未就职,专事茶务,终以《茶经》闻名于世,对中国茶业和世界茶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茶仙”,祀为“茶神”。
我要学要做的潜能是无穷的,能大到超越生死,超越自我,摧枯拉朽,创新一切。历史上凡有大作为的人,都是全身心投入他最喜爱事业上的人;凡平庸无为的人,都是或人或情势逼他去做事的人。甚至皇帝如果被动地要他做,也会是一个丧权辱国皇帝。
宋徽宗赵佶之所以丧权辱国,最后被金兵虏去,断送北宋王朝,成为靖康之耻,皆因为他这个皇帝是向太后让他做的。他根本就没有做皇帝的思想准备,也没有要做皇帝的知识积累和实践历练。他喜爱的是书画,特别工于花鸟画,书法也超绝,铁画银钩,曾为一时之冠。这时恰逢哲宗25岁驾崩,没有留下后嗣,帝位只能从其兄弟中选择。赵佶虽为其兄弟,但非嫡出,按宗法制度,他本没有资格继位,他也没有想到能当皇帝。所以,他按照自己的嗜好,只工于书画。然而,向皇后垂帘,非要他做这个皇帝。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知识积累和实践历练的皇帝,试想能做得好吗?
还有个明熹宗朱由校,也算是个断送了大明朝的罪魁祸首。他也是个没有思想准备做皇帝的人,更没有做皇帝前的实践历练和能力储备。因他生母王才人位卑,被受宠的李选侍凌辱致死,故他从小也备受李选侍侮慢凌虐,终日涕泣,聊以木工消遣。又因他爷爷万历皇帝不喜欢他父亲朱常洛,所以他自幼也备受冷落,直到他爷爷临死时才册封为皇孙,才有出阁读书的机会。然而其父朱常洛即位一月而亡,使朱由校还未来得及接受正式教育就在短短一个月之间匆匆登上皇位,当年仅16岁。这就使他不得不依靠身边的太监,造成魏忠贤专权乱政的局面。朱由校当了皇帝仍沉迷于刀锯斧凿油漆之工。史载:唯快一时之意,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魏忠贤总是乘他木工做得全神贯注时,拿重要的奏章去请他批阅,朱由校便随口搪塞:“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魏忠贤遂逐渐专权,诬陷忠良,致使朝政败坏,形成明朝最黑暗的时期,构成明朝最后的衰败。明朝几百年基业实际是断送于朱由校之手。
历史上有作为的明君圣主都是积极主动要学要做的皇帝。
明成祖朱棣是朱元璋第四子。朱元璋晚年,大儿子太子朱标、二儿子秦王朱樉、三儿子晋王朱棡先后死去,这时朱棣不仅在军事实力上,而且在家族尊序上都成为诸王之首。但是朱元璋却没让他做皇帝;而他要做皇帝,就发动了靖难之役,起事攻打侄儿建文帝,夺位登基。他在位期间,完善政治制度,疏通大运河,发展经济,开拓疆域,迁都并营建北京,编修《永乐大典》,派遣郑和下西洋,使明朝发展到顶峰,被称为“永乐盛世”,他也成为功绩累累的一代雄主、永乐大帝。
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皇帝。前半生立下赫赫战功。平窦建德、王世充后开始攻修文学和书法。玄武门之变,夺取帝位后,积极听取群臣意见,努力学习文治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政治家与明君,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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