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统是看不见的,它充溢流淌在从古到今人们的精神血液中
中国传统文化进入现代生活,是我们研究历史文化的人一直以来的期待。但传统文化是个庞杂的范畴,以前并不这样笼统地标称,而是研究哪一部分就用这一部分的内涵加以标称。如经济史、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哲学史、艺术史、文学史等,都是研究传统文化的一个个具体领域,或一个方面。把传统文化单标出来,是对传统和现代作了一个区隔。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曾经作为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模式的“五种生产方式论”,学术界有争论。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就社会形态而言,应该作怎样的描述和区分呢?在一时找不到划分的准确概念标识的情况下,先以传统和现代作一个二分,是有道理的。尽管认真说来,对社会形态作这样的大分隔,在学理上会有很多遗漏,不是学术研究最可取的方法。
只就传统文化来说,其内涵也是浩如烟海,宽博无垠。大量的文本典籍是传统文化中非常突显的部分。按传统的典籍分类,经、史、子、集四部类,每一部的书籍都多到不知凡几,汗牛充栋不足以形容。而地上地下的文化遗存,更是多得无法计数。何况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列。不过所谓传统文化,其实就是传统社会的文化,它们是能够看得见、摸得到的那一部分我们祖先的智慧结晶。但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不是同一个概念,传统文化背后的那个精神连接链,才是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看不见的,它充溢流淌在不同民族的从古到今的人们的精神血液中。经过学者的研究辨析,用学术理念加以透视概括,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着传统文化得以构成和传衍的规则、理念、价值和信仰。
儒释道三家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成为传统社会精神网络恒久不懈的支撑力量
中国由于地域广袤,历史悠久,民间社会发达,不仅有儒家思想在汉以后成为文化的大传统的代表,同时由于地域和族群的不同生活状态,又形成了根脉深厚的文化的小传统。文化的小传统主要指民间文化、民间艺术、民间礼俗和民间信仰。如果说儒家是在朝的思想形态,道家和道教、佛教思想则是在野的思想形态
。儒释道三家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它们化合而成的思想新质,成为传统社会精神网络恒久不懈的支撑力量。传统不是凝固的沉淀物,而是松散的相对稳定的结构。承载着历史的惰性力而又不随顺时俗俯仰,是它天然生就的品格。但当异质文化之水悄然进入这条河流的时候,日积月累的结果,经过相遇相熟到彼此吸收溶解的过程,固有的传统会因之增加或减少,直至发生变异。此时,传统更新的历史时刻就来到了。但更新不是废弃自我主体,而是在旧传统中增加了新养分和新资源。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即使吸收西方的思想,也不应忘记本民族的历史地位。儒家学说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大传统,由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以来的佛教文化特别是禅宗思想的融入,产生了宋明理学,这是不同于先秦两汉儒学的新形态,思想史家称之为新儒学。陈寅恪高度评价这一文化融会和思想合流的现象,认为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大事因缘”。而儒家思想吸收道教的思想,以及道教吸收儒家和佛教的思想,在唐以后更日趋明显,终于形成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历史奇观。追其原由,主要是居于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具有包容性,同时这也就是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礼记 中庸》提出,治理国家有需要遵行的“九经”,其中的一“经”即为“柔远人”,施行此一政策,能够收获“四方归之”的效果。东汉的佛法东传和明代的耶教来华,同为中华文化这一品格的见证;而汉唐两世的繁荣昌盛,则为中华文化这一精神品格提供了历史范例。所以王国维的《咏史》遥忆唐代的开放繁荣,写下这样两句诗:“远人尽有如归乐,知是唐家全盛时。”清朝的道光、咸丰以后的历史,所提供的则是这种精神旨趣反向的历史见证。凡是不肯接受异质文化流来流去,甚至拒斥外部世界互动的时候,都是国家情况不那么美妙的历史时刻。传统是充满活力而又充满张力的文化综合体,传统不能割断,世界不能脱离,应成为我们恒久遵循的法理轨辙。
现在又到了需要自觉地接续传统和让传统成为当代文化与社会建构的有益养分的历史时期
传统是从过去流淌到现今的精神河流,每个人都不自觉地站在传统的延长线上。可是历史的一定时期,社会的精英人物一起站出来反传统,并且形成社会的潮流,传统也会因之发生断层。但时过境迁,人们又会自我反思,由反传统转变为自觉地接续传统。近一百年以来的中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现在又到了需要自觉地接续传统和让传统成为当代文化与社会建构的有益养分的历史时期。传统是通过各个历史时期创造出来的文化典范来承载和传承的。文本经典和典范性的文化遗存里面集中藏有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密码,文本经典的诵习和文物遗存的熏陶,不失为现代人接受和连接传统的有效方式。和传统的因子连接紧密的大文化人,包括大艺术家、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学者,他们所具有的德范与风义,和他们才华卓具的独创性的艺文杰作,能够起到为青年人提供精神楷模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的艺文人物和他们的创造物,都能达致这一境界,那些没有传统文化的根基,只靠猎奇和追求时尚的作者不足语此。
(作者刘梦溪,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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