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谭嗣同把“以太”看得很重要，它意味着什么样的精神？

在谭嗣同那里，“心”是和“以太”相等同的概念，它是社会历史领域里的“以太”，是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仁”。他说：“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仁”是以通为第一要义的，它和“心”一样，是世界的本源。谭嗣同认为，“心力”以慈悲为实体，把慈悲等同于“仁”

。他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明“心力”，是为了说明其效能，“心力”并不是一种物理力量，而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和主体性的坚强的意志力。为了进一步对这个被神奇化了的精神力量——“心力”进行剖析，谭嗣同把“心力”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愿心”所产生的心力。一种是“机心”所产生的心力。

“愿心”,以“慈悲”为实体。世界上的种种好事，如“人我通”、“上下通”、“中外通”，都是这种“心力”所造成的，是一种去苦兴乐，普度众生的力量。它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积极力量，是世界上一切好事和好事的根由。“愿心”发挥其功能不仅可以拯救个人、国家，甚至可以拯救世界，拯救宇宙万物；与“愿心”相对的则是“机心”，世界上的种种坏事都是这种“心力”所造成的。“机心”是以心智算计他人的机巧之心，对社会历史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世界上的种种坏事和坏事的起因都是由这种“机心”所造成的。

中国之所以贫困落后被西方所凌辱，都是由于中国人的“机心”所致。所以，如果“机心”不去，中国人很难走出被外国人所凌辱的境地。由于“愿心”与“机心”所造成的结果不同，谭嗣同号召人们发扬“愿心”，发一“慈悲之念”，就能“先去乎自己机心”，重发一“慈悲之念”，也就“自能不觉人之有机”。谭嗣同把“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主要地归结为“慈悲”。他把“慈悲”作为“心力”的实体，把修炼“慈悲”作为“治心免病”的根本方法。当然，他同时也使用“兼爱”、“仁爱”的概念。这些“慈悲”、“兼爱”、“仁爱”的概念，名称虽然不同，但是都包含着超阶级的“爱”的内容。谭嗣同企图以精神上的主观奋斗来勉励人们和自己一起去掉“机心”，改造社会。

谭嗣同的“仁学”基本精神以“以太”开始，以“以太”结束，具有其思想独特的创造性。从对谭嗣同哲学思想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哲学思想体系确实十分庞杂。有人认为，谭嗣同的“以太”这一概念是唯心主义概念，这是不科学的。谭嗣同的“以太”概念，其主要思想可以说是来源于张载的“气一元论”和王夫之的“器体道用”说，所以在用“以太”阐述“仁”之前，谭嗣同的“以太”学说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在接触到“仁”这一概念之后，“以太”具有了唯心主义的性质，这时的“以太”是一种精神状态。它与“仁”、“性”、“兼爱”、“灵魂”、“脑气”等普通精神状态性质相同。

谭嗣同认为“仁”、“性”、“灵魂”、“脑气”等，“咸是物也”。“以太”，“夫亦曰仁而已矣”。这就把“以太”等同于“仁”、“灵魂”等精神现象，并且把这些精神现象赋予物质实体。在他的论述中，一概地将“以太”和“仁”等一些精神现象等同起来。这样，他的哲学路线便是“以太”—“仁”—天地万物，他对 “以太”的规定，并不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精神本体，而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精神本体。谭嗣同把“以太”作为唯心主义的精神本体，把“以太”作为体，把“仁”作为用。

谭嗣同的“仁学”思想来源及其广泛，他在《仁学》界说中曾这样写道：“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可见，谭嗣同“仁学”思想来源之广阔，古今中外、各家思想对他都有较大的影响，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西方《圣经》思想，以及佛家思想都对其有深刻的影响。

谭嗣同思想来源的广泛性从梁启超的论述中可见一斑。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谭嗣同的《仁学》进行了一番评述，他指出：“《仁学》之作，欲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而更使适于人生之用，真可谓极大胆极辽远之一种计划。……尝尽读所谓格致类之译书，将当时所能有之科学知识，尽量应用。又治佛教之‘唯识宗’、‘华严宗’用以为思想之基础，而通以科学。又用今文学‘太平’、‘大同’之义，以为‘世法’之极轨，而通之于佛教。嗣同之书，盖取资于此三部分而组织之以立己之意见，其驳杂幼稚之论甚多，固毋庸讳，其尽脱旧思想之束缚，戛戛独造，则前清一代，未有其比者也”。谭嗣同的“仁”学思想不仅继承了中国数千年来先贤们的思想中的精华，而且从西方的基督教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并且糅合了当时所能掌握的科学知识。在此基础上，他吸取了百家精华之处，并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性，“尽脱旧思想之束缚，戛戛独造。”可见，谭嗣同的哲学，具有很强的创新精神。